孔祥熙外号“哈哈孔”，常说自己讲究中庸，待人宽厚，不喜欢勉强别人。但实际上，他行事有一套自己的原则，那就是对蒋介石言听计从。在他眼里，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要不触及蒋介石和他自己的核心利益，该支持的坚决支持，该打压的绝不犹豫。他最痴迷的就是疯狂聚财，毫无底线。

孔祥熙的赚钱手段真是高明得让人难以置信。他和宋蔼龄刚结婚时，花1.5万大洋买了套房，宋蔼龄一直不满意，经常发牢骚，孔祥熙却一声不吭。不到一年，他就以3万多的价格把房子卖了，赚了一倍多。这时，孔祥熙才问宋蔼龄：“你说，还有什么正经生意能赚这么多？”

孔祥熙随后用这三万块在上海福开森路购置了一处房产。宋蔼龄觉得前房主是知名革命家黄兴，名气太大，担心会给自己带来压力，心里不太满意。孔祥熙安慰她别急。没过多久，市场形势变化，房价迅速上涨，他以六万的高价转手卖出。接着，他用这笔钱在西爱咸路又买了一套房。几年后，这套原本六万的房子价格猛涨到六十万。这种投资手法，连专业的地产商都自愧不如。宋蔼龄终于对丈夫的赚钱本事心服口服。

通过投资房产获取利润，依赖的是敏锐的市场洞察力，这种做法并无不妥。然而，孔祥熙的财富积累主要源于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期间，利用职权在金融界进行大规模操作，从而获得巨额收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孔祥熙的妻子宋蔼龄性格果断，决策能力强，其贪欲甚至超过丈夫，怀有将财富积累至如珠穆朗玛峰般高度的野心，对待国家财政如同处理家庭日常开销。

孔祥熙生性犹豫不决，但在宋的鼓励下，他充分发挥了投机取巧的本事。宋促使他利用职权影响股市，与副手徐勘联手发布虚假信息，制造了“二三关”库券事件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这次操作至少获利2500万。

在抗战的艰难时期，前线士兵用简单的装备和强烈的爱国心保卫国家。由于资金短缺，很多部队在饥饿和弹药匮乏中坚持战斗。伤员因药品不足，在痛苦中挣扎求生。同时，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流离失所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逃难路上因饥饿而丧生。

孔祥熙通过各种方式积累财富，如债务欺诈、外汇操控、提高税收、武器交易、黄金炒作以及走私活动等。然而，他最为推崇的方法是无节制地印刷货币。

孔祥熙曾表示：“发公债太繁琐，要付利息、抽签还本，收益却不多，不如直接印钞票来得方便。”然而，这种随意印钞的做法导致了货币大幅贬值，物价飞涨，形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。1937年，100元法币能买两头牛，到了1943年，只能买一只鸡，而1947年时，连一盒火柴的三分之一都买不到了。

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，孔祥熙因涉及大量美金公债的贪污事件被提交至国民参政会。这一事件让他难以继续任职。1945年5月，他被迫卸任行政院副院长，同年7月，他又放弃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位。

1946年，孔祥熙在上海整理资产，尽可能将物品运往香港和海外。次年夏天，他返回了山西太谷老家。

在太谷，孔祥熙设宴款待了家族亲友，随后与他们一一辞别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他让妻子宋蔼龄先行前往美国，自己则在同年秋季抵达上海。不久后，孔祥熙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去电报，声称“接到家人从美国来电，告知夫人病情危急”。未等蒋介石回复，他便迅速购票启程飞往美国。

皮尔逊指出，孔祥熙最初聘请约翰逊作为他的私人律师，后来约翰逊升任杜鲁门的国防部长，成为美国支持台湾的坚定支持者之一。孔祥熙还多次与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布里奇兹会面，布里奇兹一直主张向台湾和蒋介石的流亡势力提供援助。西格雷夫在《宋家王朝》中提到，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，孔祥熙派儿子孔令杰前往洛杉矶，不仅捐赠资金，还鼓励加州华人选民支持尼克松的竞选。

孔祥熙在美国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。他不仅在里弗达尔拥有豪华别墅，还在纽约郊区购置了一栋价值超过160万美元的高档住宅。此外，他在百老汇大街的一家星级酒店长期租住了一个房间，日租金高达150美元。这样的开销连美国富豪都感到惊讶。

杜鲁门对国民党官员私吞美国援助的行为深感不满。在他的指示下，美国联邦调查局着手调查孔家和宋家在美国的资产，并对孔祥熙进行暗中监控。这一举动让孔祥熙感到极度不安。

孔祥熙随后联系了一位美国熟人，对方给他提供了建议。

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和调查最终没有继续，孔祥熙的困境也因此解除。

1954年，蒋介石在台湾举行了第二届所谓的“国民大会”。孔祥熙觉得是时候重新出山了，于是决定回台湾竞选所谓的“副总统”。为了稳妥起见，他先让曾经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去台北了解情况。

蒋介石此时对孔祥熙已不再，早已将这位远赴美国的亲戚抛诸脑后。为了在台湾重建蒋氏政权，他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蒋经国身上。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重新调整国民党的人事布局，重点提拔陈诚等人，让他们协助蒋经国。这种权力结构已经稳固，孔祥熙无法介入。至于副手的位置，蒋介石早已指定陈诚担任。

魏道明抵达台湾后，蒋介石立即明白他的来意，迅速指示陈诚和蒋经国将孔祥熙的使者拒之门外。随后，蒋经国通过媒体公开批评权贵，直接针对孔祥熙。魏道明也因此被指责为权贵的附庸，最终只能黯然返回美国向孔祥熙汇报情况。

孔祥熙重返政坛的愿望彻底落空，这让他深受打击。此后，他彻底远离了政治，曾经的野心也完全熄灭。他转而投身公益活动，比如向慈善机构捐钱，在高校设立奖学金等。他整个人都变了，给人一种暮气沉沉、无可奈何的感觉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孔祥熙对故乡的思念愈发浓烈。独处时，他常常想起山西的点点滴滴。然而，那里已被共产党掌控，他无法重返故土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决定前往台湾。虽然不确定蒋介石的态度，但他相信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回去，应该不会遇到阻碍。

1962年，年过八旬的孔祥熙在蒋经国接班已成定局后，终于返回故土。10月23日，台北松山机场聚集了众多高层官员。蒋介石与夫人、陈诚夫妇、张群、于右任、谢冠生、谷正纲等人到场迎接。蒋经国登机，将83岁的孔祥熙和74岁的宋霭龄搀扶下机。

此后，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态度颇为冷淡，仅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和简短交谈，随后便将其安置在“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”这一闲职上，不再过问。

孔祥熙对蒋介石的立场感到极度沮丧，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忍耐并继续留在台湾。尽管他对台湾的生活环境感到熟悉，却始终无法体验到在美国时的自在与愉悦。因此，在台湾勉强生活了三年四个月后，孔祥熙以去美国治疗为由，于1966年2月28日再次离开台湾，并决定不再返回。

1967年7月22日，孔祥熙早上起床后，坐在椅子上随意翻看报纸。突然，他感到身体异常不适，家人立刻将他送往纽约的医院。医生一度控制住了他的病情，但到了8月10日，情况再次恶化。最终，他在8月16日于纽约医院去世，享年87岁。

《纽约时报》评价孔祥熙时指出，他的一生充满争议。

孔祥熙在中国人民眼中是个十足的恶人。1948年末，新华社发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上，他排第九。

《国民党43名战犯的最终命运》，作者何明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。